出品｜WEMONEY研究室

文｜林见微 编｜刘双霞

7月以来，重庆、云南两地金融监管局相继批复綦江民生村镇银行?和?景洪民生村镇银行?解散，全部资产、负债、业务及员工由主发起行民生银行承继。前者就地翻牌为民生银行重庆綦江支行等5家分支机构，后者整体升格为民生银行西双版纳分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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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并非孤例。数据显示，年内已有超140家村镇银行获批退出，平均每月超20家。而承接这批“解散批文”的主体，多是其主发起行。

从“出资人”到“兜底人”，主发起行角色升级

村镇银行制度走了一条“先放后收”的倒U型曲线：2006年为填补国有行撤出县域留下的空白而创立，以低门槛、主发起行持股15%的制度设计鼓励多元资本入场，经过十多年批量铺开，2021年前后法人数量攀至1651家峰值；2022年河南村镇银行风险事件暴露行业积弊，监管转向“减量提质”。

2026年4月，金融监管总局就《农村中小银行机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公开征求意见，拟将主发起行最低持股比例从15%大幅提升至51%。监管意图明确：股权分散、只出资不管理、责任虚化的老路必须堵死，主发起行要么增持进场，要么将机构收回。

在此背景下，“村改支”“村改分”从零星试点演变为批量操作。主发起行从有限责任的“兜底人”，转变为在法律和管理上承担实质责任的“母公司”。

业内分析人士指出，这对主发起行是一把双刃剑：资金端可并入母行资金池、系统端接入成熟IT架构、品牌端借助母行信用背书；但代价同样明显——原本可通过有限责任隔离的不良资产，如今需要并表处理。

股份行冲在最前，国有大行率先“清场”

从140家村镇银行的派系分布看，不同类型主发起行的接盘节奏差异显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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